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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 2016年全年進出口雙降下,中國如何應對“三元悖論” 中國大陸海關總署今前二天(2016/01/13)公佈數據,2015年全年貿易進出口總額降低7%,其中,出口降低1.8%,進口降低13.2%,但前11個月進出口總額為負增長1.2

2017-01-16





大陸2016年全年進出口雙降下,中國如何應對“三元悖論”
 
    中國海關總署前二天(2016/01/13)公佈數據,
2016年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人民幣24.33兆元,年減0.9%。其中,出口13.84兆元,年減2%;進口10.49兆元,年增0.6%。大陸海關總署於13日在官網公布2016年中國大陸外貿進出口情況。其中,去年第4季進出口總值、出口、進口為當年首次回升,分別成長3.8%、0.3%和8.7%。
 
中新社報導,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黃頌平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會中指出,2016年中國大陸外貿呈前低後高,但仍存在一些困難,如外商投資企業、國有企業進出口下降,加工貿易進出口下降等。
 
而2015年全年貿易進出口總額降低7%,其中,出口降低1.8%,進口降低13.2%,但前11個月進出口總額為負增長1.2%,其中,出口規模下降1.8%;進口下降0.3%。預估12月當月出口將再度由正轉負,從上月0.1%降為-4%,進口則由上月增6.7%減為3%。2016年中國貨物進出口額24.3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0.9%。

 
對外貿易銳降顯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放緩。據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2015年中國大陸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人民幣24.59兆元,約合3.740兆美元。比2014年下降7%,而北京此前提出的雄心增長目標為 增長6%。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大陸外貿出口14.14兆,比去年下降1.8%,進口10.45兆,下降13.2%,貿易順差3.69兆,比去年擴大56.7%。上週三的這一新的統計數據使得中國大陸能否保持世界貿易第一的地位提出質疑。據報道,美國對2015年進出口貿易統計數值最早在2月份公佈,但目前對去年前11個月的統計已經達到3,485兆美元。
 
     
法新社相關報道說,儘管這一統計數據顯示了中國大陸經濟活動放緩,但作為世界原材料的第一大消費國和貨物出口的第一大國,中國大陸仍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而中國大陸海關總署發言人黃頌平表示,面對2016年全球經濟低成長及需求低迷的情況不會明顯改善,預計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發展仍然面臨很多困境,
 
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在作工作報告時也提出,2016年消費、進出口、投資和利用外資等目標,不再是一貫的百分比增幅,而換成了「貨物貿易出口增速高於世界貿易增長水準」的相對性指標。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綜合成本的攀升,以勞動力總量和成本為核心的中國外貿傳統優勢由逐步弱化加快轉為系統性減失,已經接近臨界點,而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外貿發展動能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
 
中國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連平團隊卻指出,「剔除匯率波動的影響,真實的出口狀況也逐漸改善。中國外貿出口先導指數連續3個月回升,出口集裝箱運價指數上升,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出口增速有望回升至低速正增長,結束連續兩年負增長的局面。

 
而據FT中文網日前對人民幣於近三個月化大幅波動,引述牛津大學馬格努斯:中國正面對一個“三元悖論” (impossible trinity)難題,無法同時追求獨立貨幣政策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這三個目標
,無論是通過貶值人民幣還是加強資本管制來解決這個問題,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元悖論”最初由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在上世紀60年代末提出,這個悖論與追求互不相容的目標有關。簡單來說,無法同時追求獨立貨幣政策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這三個目標,只能在三個目標中選擇兩個。
 
中國很快就將被迫在人民幣和資本管理制度中二選一。如果中國堅持放開資本賬戶,它將不得不允許人民幣急劇貶值或者自由浮動。小幅貶值對抵消中國薪資漲幅將起不到多少作用,同時還會助長外界對人民幣進一步貶值的預期。而大幅貶值(比如貶值40%或更多)在政治上將是危險的,並且與經濟再平衡相沖突。

如果中國選擇保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它將很可能不得不對外幣業務進行更嚴格的管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約80%的外幣業務實現了完全或者部分可兌換。
 



中國外匯儲備的持續下降——已從2014年3.9萬億美元的峰值下降至3.2萬億美元。今年1月,外儲規模下降了近1000億美元

另讓外匯管制問題突出其急迫性,因為資本若持續外流,可能在6到12個月後,中國的外匯儲備就不足以防止人民幣匯率發生危機了。外儲在2008年相當於貨幣存量的30%,現在的比例僅是當時的一半。新發貨幣和新增信貸將讓外儲難以抵禦隨機的大規模資本外流。



中國近期執行「寬進嚴出」的外匯管理措施,如果資金出逃的壓力進一步加大,中國政府不排除要求出口商,尤其是國企進行結匯,增加外匯流入,而這些滯留海外的貿易收入,據估計,至少超過1.1 兆美元。
 



因此從2017 年中國境內購匯監管加強,雖然2017 年居民5 萬美元購匯額度並未縮減,但購匯流程監管趨嚴,且不得虛假申報,出借本人或他人額度,不得用於境外買房和證券投資等,若利用換匯套利者將會被列入觀察名單,並取消兩年的五萬購匯額度及罰緩。
 
並自去年底2016/12/29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發布「CFETS 人民幣匯率指數貨幣籃子調整規的公告」,2017/01/01 起正式實施,將籃子貨幣數量由13 種增加至24 種,其中新增的11 種貨幣包含北歐、新歐,南非、墨西哥、韓元、中東國家等貨幣權重共計21.09%,因此明顯稀釋原本的13 種貨幣權重,以歐元、美元、日圓,港幣、澳幣、俄羅斯盧布的權重影響較大,上述調整後的權重分別下降5.05%、4%、3.15%、2.27%、1.87%、1.73%。這是向市場傳遞信號,即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勢將進一步脫鉤“美元”但也可能也削弱了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


 中國現在似乎面臨著資本外流的局面。在2016年前10個月,中國的資本外流總額為5300億美元。外匯儲備在2014年1月達到3.99萬億美元,已經從2016年1月的3.23萬億美元下降到11月的3.05萬億美元。政府已經採取了資本管制措施,意識到今天的國際環境不適合全球化的努力,包括人民幣國際化。它需要批准購買和遣返外匯,包括向外國投資者支付股息。遏制了黃金進口和投資海外的併購正在審查。
 
市場預期人行將在人民幣匯率保七和外匯儲備3 兆美元關卡全力進行保衛戰,若資金外逃的壓力進一步擴大,或許會要求國企進行結匯,增加外匯流入,為人民幣匯率提供支撐。另大陸九州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分析師鄭海清認為,人民幣的貶值和資本外流不會導致中國經濟危機,且先前貶幅已達滿足點,過去17 年人民幣兌美元貶值時代已在「自然的市場化下」宣告結束,呼籲中國人行切忌掉入「保七匯率戰」的陷阱。






中國現在似乎面臨著資本外流的局面。在2016年前10個月,中國的資本外流總額為5300億美元。外匯儲備在2014年1月達到3.99萬億美元,已經從2016年1月的3.23萬億美元下降到11月的3.05萬億美元。政府已經採取了資本管制措施,意識到今天的國際環境不適合全球化的努力,包括人民幣國際化。它需要批准購買和遣返外匯,包括向外國投資者支付股息。遏制了黃金進口和投資海外的併購正在審查。
 
 
中國的國外逆差從11月的3.0516萬億美元下降至12月的3.0105萬億美元
對於該國的外國投資者持有真正的考驗來自2017年年初,個人年度配額續期後:中國公民可以在新的一年交換高達$ 50,000外幣。更多的線索,中國可能進一步加強控制並干預指出關鍵指標是否能在新的壓力下保持在3萬億美元的上限以上。


 
    註1:中國海關統計資料編制
 
 中國海關總署以《海關統計條例》確定的統計範圍為判斷依據,在全國海關統計基礎資料庫中逐條篩選符合納入對外貿易統計的報關記錄,採集進出口標誌、統計人民幣值、統計美元值、貿易方式、運輸方式等指標,按“超級匯總”方式直接得出進口總額和出口總額,並衍生計算進出口總額和進出口差額等指標。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進出口總額也採用同樣的方法計算。類似地,通過“超級匯總”的方法,還可以按照商品、關別、貿易方式、運輸方式等統計指標對原始統計資料進行分類匯總,編制相關統計資料。
 
 註2, 三元悖論(The Impossible Trinity),

     它是由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就開放經濟下的政策選擇問題所提出的,其含義是: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不能同時實現,最多只能同時滿足兩個目標,而放棄另外一個目標。根據蒙代爾的三元悖論,一國的經濟目標有三種::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 這三者,一國只能三選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中,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得到實現,但“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1973年以後,“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得以實現,但“匯率穩定”不復存在。“永恆的三角形”的妙處,在於它提供了一個一目瞭然地劃分國際經濟體系各形態的方法。


           三者之間的選擇關係

  根據三元悖論,在資本流動,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匯率制度三者之間只能進行以下三種選擇:
 
  (1)保持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資本的完全流動性,必須犧牲匯率的穩定性,實行浮動匯率制。這是由於在資本完全流動條件下,頻繁出入的國內外資金帶來了國際收支狀況的不穩定,如果本國的貨幣當局不進行幹預,亦即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那麼本幣匯率必然會隨著資金供求的變化而頻繁的波動。利用匯率調節將匯率調整到真實反映經濟現實的水準,可以改善進出口收支,影響國際資本流動。雖然匯率調節本身具有缺陷,但實行匯率浮動確實較好的解決了“三難選擇”。但對於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來說,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信心危機的存在會大大削弱匯率調節的作用,甚至起到惡化危機的作用。當匯率調節不能奏效時,為了穩定局勢,政府的最後選擇是實行資本管制。
 
  (2)保持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必須犧牲資本的完全流動性,實行資本管制。在金融危機的嚴重衝擊下,在匯率貶值無效的情況下,唯一的選擇是實行資本管制,實際上是政府以犧牲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來維護匯率的穩定性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大多數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比如中國,就是實行的這種政策組合。這一方面是由於這些國家需要相對穩定的匯率制度來維護對外經濟的穩定,另一方面是由於他們的監管能力較弱,無法對自由流動的資本進行有效的管理。
 
  (3)維持資本的完全流動性和匯率的穩定性,必須放棄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資本完全流動時,在固定匯率制度下,本國貨幣政策的任何變動都將被所引致的資本流動的變化而抵消其效果,本國貨幣喪失自主性。在這種情況下,本國或者參加貨幣聯盟,或者更為嚴格地實行貨幣局制度,基本上很難根據本國經濟情況來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整,最多是在發生投機衝擊時,短期內被動地調整本國利率以維護固定匯率。可見,為實現資本的完全流動與匯率的穩定,本國經濟將會付出放棄貨幣政策的巨大代價。


Richard Zhang 
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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